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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知道》杂志团队

----------每月8日出版----------

发行人|戈鸽

创意总监|中南偏北

主编|洛烨
主笔|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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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火星日出、张宴
设计|
 

本刊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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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课堂]贺麟的“新心学”(之十一)
作者:张世保 聽聽发布时间:2006-12-07 23:17 聽聽访问次数:235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省金堂县人。贺麟少时即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1919年秋,贺麟进入清华学堂学习。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1926年9月,贺麟插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Oberlin)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1928年,贺麟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贺麟的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在芝加哥大学,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1928年9月贺麟转入哈佛大学,“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一向注重义理的贺麟的兴趣。贺麟在哈佛大学选听“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以及哲学家怀特海教授的“自然哲学”课。1929年,贺麟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贺麟完成两篇论文,即《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1930年夏,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贺麟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其中,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8月,贺麟完成了其学说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贺麟说:“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1931年 9月,贺麟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1934年3月,《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于《大公报?现代思潮》周刊。《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发表,标志着贺麟草创“新心学”的开端。1941年8月,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7年,贺麟出版了两本关于“新心学”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一本是《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1月),一本是《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贺麟受到严重冲击,研究工作全部中断。1982年,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儒家思想的新展开》中,贺麟宣称民族复兴在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贺麟认为儒家思想的复兴必须经历西方文化的考验。“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贺麟对儒学和科学的区分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因为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贩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另外,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用和独立领域,无须将其科学化。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贺麟对那些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的人提出的尖锐的批评。

  贺麟认为儒家思想包含有三方面:格物穷理、寻求智慧的理学;磨练意志、规范行为的礼教;陶养性灵、美化生活的诗教。因此,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贺麟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这样可以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奠定科学可能的基础。第二,必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贺麟认为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宗教则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宗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宗教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宗教有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在贺麟看来,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骨干。他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起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第三,必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贺麟认为,过去儒家因乐经佚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今后儒家的星期,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

  贺麟总结道: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
  贺麟高度赞扬了基督教,认为宗教是道德的体,基督教创造了灿烂伟大的西方近代文明,可以说,他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他所说的儒家思想的宗教化实质是说儒家思想的基督教化。他深怕有人误解他的以基督教精神来充实和补充儒家思想的立场,以为他是在中国传道或布教,所以他声明自己“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确实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贺麟这一看法的新意在于指出,民主和科学并不是西方文化之体,所以把此两者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性的东西表明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未到家。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体是基督教,如果我们真能把基督教的精华学到手,科学和民主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贺麟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可能性条件、新开展的具体途径、新开展的意义等方面论述了起关于新儒家思想开展的路向。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贺麟重建儒家思想的路向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相比,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他尤其注重从贯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体说就是要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吸取西方哲学、西方的基督教和西方的艺术。这是贺麟早期的看法。在四十年代晚期,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于是,他指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用的方面,而“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 这就是说,他反对“中体西用”的看法。他认为,自五四以来,我们只从用的方面来看西方文化,没有了解西方文化的体。所以我们只注重科学和民主,而没有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化的体。

  贺麟的《文化的体和用》一文发表之后,坚决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陈序经明确地指出贺麟的此种看法是在主张全盘西化。对于这种看法,贺麟不仅不作反对,反而主动地接过这一话题,并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西化的主张。在几年之后,他又作文《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说道:“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西洋文化的体和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的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定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顺着所谓的“彻底西化”或“深刻西化”或“质方面的西化”的思路,讨论了宗教在文明进程中的伟大的作用,并进而详尽地探讨了他的“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的命题,揭示了基督教与科学、与民主、与工业化等等之间的血脉关系,坚决主张基督教就是西洋文化的体。顺着同样的思路,贺麟又撰写了《基督教与政治》、《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基督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都在显示他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关注,都是服务于他的以基督教补充或丰富中国儒学思想、基督教是西洋文化之体的看法,更明白地说都是他的西化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贺麟就是自认为是一个“西化论者”。不过与陈序经和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他所谓的“西化”不是量的西化,而是质的西化或深刻西化。所谓的质的西化或深刻西化是批评胡适等人的西化论还停留在现象或量的层面,未曾涉及西方文化的本质。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本质或体应该是基督教。所以他的西化论的实质就是要使基督教儒化或华化或中国化。胡军认为贺麟是另一位西化论者,是可以成立的。

参考文献: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胡军:《贺麟:另一位西化论者》,《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编辑: 朝北聽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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