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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火星日出、张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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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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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哲学小史之十:张君劢: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作者:张世保 聽聽发布时间:2006-10-07 23:49 聽聽访问次数:368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1902年,张君劢16岁,应宝山县乡试,中了秀才。翌年,他被《新民丛报》梁启超所撰《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所吸引,投考震旦学院修拉丁文。后因学费无继,而转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而被勒令退学。经友人介绍,去湖南长沙做中学教师。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8年,张君劢等6人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用张君劢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就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被中共中央宣布为最后一名的“头等战犯”,张君劢离开中国大陆,先到印度讲学,1953年后又移居美国,直到1969年2月23日在旧金山死去。
  我们在这里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张君劢所发起的“科玄论战”,一是张君劢自身的儒学思想。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借向清华学校留学生发表演讲的机会,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怀疑和挑战。张君劢在清华演讲的题目源于他留德时的老师倭伊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题是批评科学主义,提倡意志自由。张的这篇演讲发表后,遭到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批评,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历时近一年之久、几乎使所有学术界和思想界名流卷入其中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除张君劢又先后撰《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之评价》和《〈人生观之论战〉序》,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梁启超、张东荪等也纷纷撰文,支持、补充或丰富张君劢的观点,批评科学万能论,反对将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无限放大。张君劢在论战中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以及人的情感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要靠自由意志或自觉。“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第二,科学的功用不是“万能”的,而有一定的“限界”。第三,科学所造成的物质文明的过渡膨胀,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西方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这场由张君劢引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首先,它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交锋中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被凸现了出来。其次,它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参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了现代新儒家的致思方向,张本人也因此而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可以说,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中地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哲学智慧和哲学水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实现民族复兴,张君劢致力的是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在五六十年代,他致力的是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五六十年代,张君劢先后撰写、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评价儒家人物、阐发儒家思想、探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他用英文写的《新儒家思想史》一书,是他的新儒学思想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标志,他本人也因此成了1949年后活跃于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1958年,张君劢还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当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
  这一时期,张君劢对儒家思想的阐发,首先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阐发。他指出,作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哲学就其内容和发展过程而言,与同是世界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哲学无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儒家哲学所以能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不是它与西方哲学的相同或相似,而是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儒家哲学“有四点独一无二的特性”:第一,儒家哲学是一种道德价值学说,以人为宇宙的中心,人与人的关系,是哲学家首先考虑的对象;第二,儒家哲学“以形下为基础,然后进而达于形上”,亦即“形上形下通”;第三,儒家哲学最大的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周敦颐的“无欲”,朱熹的“致知”和“专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实现心灵控制的三条路径;第四,儒家哲学重视身体力行,甚至为了“道”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具有上述四大特点,儒家哲学才能够参与和世界其他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对话,并在对话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价值。
  在阐发了儒家哲学的特点后,张君劢进一步探讨和阐发了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他认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是“万物之有”,一是“致知之心”。所谓“万物之有”,是张君劢对儒家多元宇宙观的高度概括。他指出,自孔孟以来中国儒家,对于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存在,从无怀疑否定之论,无论形上形下,精神物质,皆置于同一水平之上,不以道德排斥官觉,也不挟官觉排斥道德。从儒家哲学的这种多元宇宙观出发,张君劢对西方哲学的宇宙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西方哲学或认为只有物质而无精神(唯物主义),或认为只有精神而无物质(唯心主义),从而陷入了心物对立的陷阱。张君劢在肯定儒家哲学多元宇宙观的同时,又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认为与西方哲学比较 ,儒家哲学对“万物之有”的认识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只知有六艺,而没有确立学问的分科;第二,治学方法中不知有定义,不知有学科的分界,没有建立起学科体系;第三,重道德而轻知识,不以外界事物为研究对象,实验事物之知识被淹没达两千年之久;第四,因缺少西方中世纪时教会对自然科学家的迫害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致知之心”是张君劢对儒家哲学认识论的简明表述。他指出,早在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就已知道官觉与心是不可分离的,人之所以知,全赖乎心。而心所以能知,一方由于官觉,一方由于心思,二者相合而成。孟子、荀子虽都认为官觉与心不能分离,但在一定意义上,孟子是理性主义者,而荀子是经验主义者。因为孟子所说“心之同然”即是理,强调的是人的道德理性;而荀子所讲的“缘耳知声,缘目知形”,强调的是人的感觉经验。孟荀两家的这种不同,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不同相类似,其理论各有长短得失。他相信,如果我们真正能合两派之长,就可以找出一条新路。
  张君劢在阐发儒家的政治思想时也很注重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试图通过这种比较,来发掘出儒家政治思想的价值与不足。他提出,先秦时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在根本上可谓出于同根”。因为无论先秦时代的儒家,还是古希腊时代的哲人,都认为政治的善恶离不开道德,因而都主张以德治为政治的基础。所以就德治而言,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欧洲自古希腊至古罗马,自古罗马至中世纪以至近代,有至深至长的法治传统贯穿其间。但和西方不同,儒家因尚德治而不讲法治,我国不存在如同西方那样的法治传统。因此,法治传统的有无,是中西政治思想的分界线,也是民主制度在中国未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张君劢进一步指出,虽然因儒家只注重德治,缺乏法治传统,没能导致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更不能说明儒家思想中不存在民主思想的种子。
  总之,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张君劢都是近代中国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对中西文化都有非常深的体认,这在新儒家群体中是不多见的。不过,由于他的儒家本位的思想影响,抵消了其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从其经历和观念上讲,张君劢都算不上一个自由主义者。

参考文献:
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 朝北聽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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