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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知道》杂志团队

----------每月8日出版----------

发行人|戈鸽

创意总监|中南偏北

主编|洛烨
主笔|朝北
编辑|徐红刚、黄敏、耿荡舟卧榻可可、噪音美学、风依、左岸
技术|
火星日出、张宴
设计|
 

本刊撰稿人

ENJY、VERON、阿花、白云鄂博、崔卫平、顾里、H郝岩冰、胡言、凌烟、麦狗、拇姬、 石工、卧榻可可、徐蒜蒜、叶飞、羽毛乱飞、一个好人、张世保、张晨

读编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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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课堂]理学大师马一浮(之九)
作者:张世保 聽聽发布时间:2006-09-08 21:47 聽聽访问次数:728
  马一浮(1883—1967),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被誉为“今世的颜子(渊)”( 丰子恺) 、“现代中国的理学家”(周恩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他自幼饱读诗书,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第一名。浙江富绅汤寿潜器重他的才华,招其为婿。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马叙伦:《石屋余瀋》“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
  马一浮一生不重著述,他的哲学和学术思想只是对传统儒学进行忠实地阐述。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有所不同。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在“理”的问题上,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那么他为什么采用“穷理”一名,而不采用“格物”之名呢?他解释说:“只为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为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
  马一浮青年时期虽曾游学美国、留学东洋,但对西学的理解有限。他虽主张以儒学为根基,融会其他诸学,但他对知识论颇持轻视之意。他说:“今日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对象言之,则已亦为外也。……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所谓穷理致知也。”(《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又如前引“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之论,皆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强烈表现。不过这或许正是这位醇儒应有的中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楼宇烈:《理学大师马一浮》,见《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腾复:《马一浮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编辑: 朝北聽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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