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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知道》杂志团队

----------每月8日出版----------

发行人|戈鸽

创意总监|中南偏北

主编|洛烨
主笔|朝北
编辑|徐红刚、黄敏、耿荡舟卧榻可可、噪音美学、风依、左岸
技术|
火星日出、张宴
设计|
 

本刊撰稿人

ENJY、VERON、阿花、白云鄂博、崔卫平、顾里、H郝岩冰、胡言、凌烟、麦狗、拇姬、 石工、卧榻可可、徐蒜蒜、叶飞、羽毛乱飞、一个好人、张世保、张晨

读编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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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着的问号
作者:李丹 聽聽发布时间:2006-08-08 00:28 聽聽访问次数:454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十里长街一片哭泣,与之相关,4月因由纪念周恩来而引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哭豺狼笑,正义与邪恶在斗争;7月份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爆发,24万2千7百69个生命在一夜间悄然而去;间隔不到两个月,舵手毛泽东去世,举国莫名悲痛。
  一晃而过就是30年,这30年以来,“四五”运动获得平反,关于两个政治大人物的出版物层出不穷,研究甚至细到了手足之间。而一场夺去24万亡魂的地震,一直到1986年,钱钢的《唐山大地震——‘7.28’劫难十周年》出版,这场荼毒生灵无数的灾难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出残酷面孔。


  钱钢发出的四个问号
  “一根古老的弦首先在废墟中昂扬地颤响……在断壁残墙下,在还在清理尸体的废墟旁,在伤员的呻吟声中,飘来了那些音调不准的跃起的合奏声……犹如一条绵长而宁静的气流,默默地穿透着这块刚从黑色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惊恐的土地……资希圣那苍凉的声音在黑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说的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地震的中心在唐山。许多的房屋被震毁,许多人压在废墟间……’”这不是泰坦尼克号类电影里面出现的镜头,是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中钱钢真实记录的一个画面。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在灾难现场的目击实录。1976年,还在部队的钱钢参与了这场救灾活动,其笔下的灾难显得细腻而真实,在1986到1996十年间,这本书在香港竟印行了八版,可见其受读者重视的程度。
  《唐山大地震》的大部分笔墨都用在描述灾难的残酷和地震后救灾的一些细节以及劫后重生的人们生活上的巨变,同时也给自己和读者留下了四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针对灾害后的哄抢风潮,钱钢感慨“适应‘抢劫风潮’的心里场和行为的‘场’在哪里?”第二个问号针对震后出现几个家庭一起生活、同舟共济的“大户”合合分分的现象,这是一种美德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化”?第三个问号是怎么看诸如“中国拒绝外援”、“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等类充满政治色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钱钢把令人费解又似乎容易理解的问号抛给读者。这三个问号较具有普遍性,这三十年来相关的讨论不少。
  第四个问号简单明了:地震局去哪里了?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发现?钱钢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访谈和资料显示,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短期地震分析也是成功,然而,叙说到这里就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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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洲引出的三个答案
  钱钢的第四个问号在中国上空悬挂了近20年,2006年,唐山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面世,终于将公众的视野引入了一个同样令人震惊的领域:
  “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8级”——田金武,76年7月14日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根据……气象要素等异常现象,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北京地震队7月24日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短期临震意见。
  “当前京津唐渤海地区有七大异样,震情严峻,7月22日—8月5日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下半年倒明年有7至8级强震的可能”——国家地震局分析室预报室汪成民在7月17日晚上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攫取于《唐山警示录》的三个片断显示从地方的地震监测网到省级地震队再到国家地震局,都有人意识到震情将发生,为什么最后地震还是漏报了?张庆洲抓住了地震预报这条线上牵涉到的主要人物,通过庖丁解牛般访谈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向答案。但答案不是唯一的,有三个:
  汪成民觉得除了科技问题、四人帮干扰问题,还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就是当权者。而当时负责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她的解释是科学的水平,并且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的平行运作,导致对临震预报意见以及异常情况不了解。到了国家地震局1977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地震会议上,则归纳出三个“不清”——“对异常和地震关系认识不清、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址构造标志认识不清。”
  对于灾难发生的原因当然可以有很多答案,但并不是每个答案都接近真相,比如说科学技术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地震是难于预测的,即便最受联合国有关组织赞赏的由黄相宁教授领导的地震预报小组,准确率也只有33%。把问题归结到科学技术上,只能说是一个“正确的废话”。张庆洲在末尾用不到10页纸将唐山地震前一些宏观异常现象迅速扫描了一遍,那些“答案”对错也就不言自明。
  张庆洲似乎并未在此止步,书名《唐山警世录》也暗含作者的用心:即如果能够从“七·二八”大地震漏报事件中获得一种警世价值,使得悲剧免于重演。那么这种警世价值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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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败“萧何”?
  “假如当初向唐山打一个招呼”这是作者和许多读者都曾经做出的一个假设。然而什么才是“招呼”?
  青龙县,唐山下面的一个县。7月17日晚上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7月22日—8月5日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下半年到明年有7至8级强震的可能,要注意采取措施。” 一个叫王春青的年轻人捡了这么一句话带回了青龙县,11天后地震爆发,距离唐山只有115公里的青龙县47万人口,只有1人死亡,而且死于心脏病。根据王春青的回忆,17号晚上听汪成民通报震情的有五六十人,那为什么只有青龙抓住了?箭头渐渐引向了冉广歧这位当时的青龙县委书记,他懂一点地震并敢于拍板带领全县开始防震工作,最终使得47万人的青龙县逃过一劫。
  反观唐山,似乎就是缺少这么一位英雄式的人物。于是,在《唐山警示录》里面,作者在唐山临测点采访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怀念这么一个人——杨友宸,唐山市地震办主任——一个敢作敢为的汉子,地震前被命令到干校去学习。“要是杨友宸不走,唐山大地震就抓住了。”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然而,因为在位的人不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局面,沉思也就应该在这里驻脚。
  中国人喜欢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么一句话来论定功过。这使得我们把命运的决定权过多寄托在“萧何”式的人物身上,于是成功的时候,太多的光环聚焦在所谓的“英雄”身上,而一旦失败,却又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个人身上。“人”的因素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人”的因素影响如此之大,那么是不是更加值得我们反思?
  开滦矿务局,地震时井下上万人,仅震亡7人,震亡率万分之七。出现这样的奇迹并非有特别显眼的拯救式英雄人物,而是三份“沉默的红头文件”,这三份红头文件制订了开滦矿务局在事先防震抗震领导、宣传、技术、物资方面的一些措施和制度,地震时就是这些制度及时发挥作用,使得上万名井下工人从容逃生。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制度上去反思悲剧的发生?
  在采访中,吕兴亚到黄相宁再到耿庆国,在震前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预测出的震级都在5级以上,但最后无不降级上报,原因很简单:五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大于等于五级的就把意见呈送国务院,也就意味谁报谁就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这里,这些科学家们本来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什么使得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认识,不愿承担起这个“责任”?
  汪成民悲愤而无奈将漏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并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这种“权力”压倒真理的现象,是“人”还是“体制”的原因,这更值得我们反思?

  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吗?
  唐山大地震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关于这场灾难的读物少的可怜,除去1979年出版的陈非比等人编著的《唐山大地震》和1982年出版梅世蓉主编的《1976年唐山地震》两本主要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述了这场大地震的书籍,就只剩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7.28’劫难十周年》与《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这两个兀点。这两本书一本侧重于震前、一本侧重震后,将唐山地震的面目较为完整呈现在公众的面前。钱刚的《唐山大地震》采取的是叙述的手法,显得比较细腻生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非常成功。而《唐山警世录》则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细枝末节处理上略显粗糙。两本书均没有拘泥于“重现”或者“解密”,最后的矛头指向均是悲剧是否还会重演?张庆洲在这里走得更远:在最后的章节,《唐山警世录》里,作者通过对刘小汉教授的访谈,指出了人类面对灾难的一种方式: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即是要打通政府、科学界和公众之间的墙,让信息自由流通。这也应该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
  然而,要打通这三堵墙并非易事,尤其在于政府,政府是否愿意做一个开放型的政府?在这点上,我们无不悲哀看到这三堵墙依然固不可摧,就在唐山地震30周年前6天,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发生5.1级的地震,15.3万人受灾,2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而有媒体报道,7月初,云南省地震局就已经对这次地震的发生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当地政府居然“为了避免社会恐慌”的理由没有将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测传达下去。尽管后来又有媒体证明这篇报道有所偏差,但信息在政府、科学界、公众之间的流通受到阻塞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回顾一下前不久广东乐昌水灾,洪水预报延迟导致的严重损失,我们还可以把思忆拉回三年前那场人心惶惶的非典,捂住灾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历史的悲剧会重演吗?这是一个依然悬挂的沉重问号!这里,我想用张庆洲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堂而皇之的人权,最基本的是人的生存权,生命的尊严应该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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