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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8日出版----------

发行人|戈鸽

创意总监|中南偏北

主编|洛烨
主笔|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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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火星日出、张宴
设计|
 

本刊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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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课堂]冯友兰及其新理学(之八)
作者:张世保 聽聽发布时间:2006-08-07 23:14 聽聽访问次数:498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父冯台异于1889年中举,1898年又被清廷赐予同进士出身。冯台异中举之后,出任过唐河县崇实书院的山长,被赐予同进士出身之后,又在湖北武昌的方言学堂任职,后来又得缺署理湖北崇阳县政。冯友兰的两个叔父也是秀才。这为冯友兰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幸的是,在1908年夏天,冯台异暴病卒于崇阳任所。冯友兰又回到祁仪读书。1911年进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时期,冯友兰非常喜欢逻辑,并由此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这也使得他在中国公学毕业的时候,选择了进入只有其开设哲学专业的北京大学。1915年,冯友兰进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学习。191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开封于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担任国文、修身教员。1919年1月,创办《心声》杂志,宣传新的文化主张。在该年6月,冯友兰通过出国留学考试,决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1923年,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博士论文答辩。该年回国后,冯友兰即受聘为中州大学文科主任、哲学系系主任兼教授。1925年之后,又先后任教于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冯友兰受罗家伦之邀担任清华大学秘书长,兼任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著述丰富。他自己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来总结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所谓“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谓“六书”,即《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和《新知言》(1946)。前者可以代表他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巨大贡献,后者可以代表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冯友兰的哲学与熊十力一系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熊十力是接着陆王往下讲的,而冯友兰则是接着程朱往下讲的。他的哲学体系称之为“新理学”。新理学既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受美国新实在论哲学的影响。
  冯友兰对哲学和科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真正的、好的形上学是“不着实际”的,是对逻辑的、形式的观念之“真际”的纯思。“实际”是我们经验的事实世界,“真际”是我们对事实世界作逻辑的分析、总括的解释所得的观念世界。真正的形上学是或主要是关于“真际”的解说,它不能增加我们对“实际”的了解与知识,它一片空灵,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
  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建立在“理”、“气”、“道体”与“大全”这样四个纯形式的范畴之上。这四个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见的概念,不过,冯友兰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赋予它们以全新的内涵。他通过四组形式命题得到这四个概念。
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有物必有则’。”(《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95页。)“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就是“理”。理之“有”,是真际的有,不在时空中存在,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潜存”。“有某种事物”之“有”,是实际的有,于时空中存在,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存在”。这样,在冯友兰这里,“理”成为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存在,此“一般”完全是“空”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因此成为最哲学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总所有的理,即“太极”,也称为“理世界”。“极”有标准与极限两重含义,综合地说,是事物存在的最高标准。事物存在依照于理,理在事物则为“性”。
  第二组主要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有理必有气’。”(同上,第197页。)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其所有”者就是气。气是实现理的一种“结构”,又称为“料”,但是是“绝对的料”。如房子以砖石为料,砖石以泥土为料,但砖石、泥土都是相对的料,都仍有其所有以构成其存在的,绝对的料即“气”只能是“无”,冯友兰又用“真元之气”来称谓它。实际的“有”都依某理而存在,但“真元之气”只是实现某理的可能存在,不能说他是什么,故为“无名”,又用“无极”来称谓它。经改造,“气”不再有物质实体的含义,而成为纯形式的观念。事物存在依照于理而依据于气。
  第三组主要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蕴涵动。一切流行所蕴涵底动,谓之乾元。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无极而太极’。又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同上,第199页)这里,冯友兰把“道体”界定为一个“大用流行”的过程,即气实现理、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从逻辑上说,气在实现某理或某某理之前,必“先”实现“动”之理。此为“气之动者”,又称为“乾元”,它是从形式上说的“气的纯活动”。
  第四组主要命题是:“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同上,第200页。)大全是一切的有,包括真际的有与实际的有。又名宇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又称为“天地”、“一”。
  冯友兰认为,“理”、“气”、“道体”与“大全”四个观念是用纯粹地、形式主义地方法得来的,故对实际没有积极地肯定,不能也不可能给人以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但可以对这几个观念的了解,可以提高人的境界。“理”与“气”可以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体”与“大全”可以使人游心于“有之全”。这些,都能使人达到知天、事天、乐天乃至同天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的文化观也值得我们重视。在《新事论》的第一篇,即《别共殊》篇中,冯友兰阐释了他的文化共殊的观点。冯友兰指出,文化可以分为类的文化和特殊的文化。类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特殊的文化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某一特殊的文化可以同时有许多类。“若把一特殊的事物,作为某一类之例而观之,我们固可说此特殊底事物所有之许多性质中,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偶然的。但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为一特殊底事物而观之,则此特殊底事物,无论其为何事物,皆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于此五光十色中,我们不能指出哪些是其主要底性质,哪些是其偶然的性质。”因此,冯友兰指出:“近数年来,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无论其主张如何,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其主张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冯友兰主张对于中西文化,不应从“特殊底文化”来看,而应从“类型的观点”来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从此类型的观点看,以看中国文化,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不必去者。”由此,冯友兰认为,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但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所以自中国文化之特殊底文化说,此改变是部分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7页。)冯友兰认为必须通过改变中国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来实现中国文化类型的转换。他把生产方法和生产制度的变革,理解为实现中国文化类型转变的必由之路,把产业革命看做中国文化复兴和中华民族强盛的根本保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唯物史观的影子。他的这种文化观,的确比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论要高明得多。

参考书目: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田文军:《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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